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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私塾设在村东头的祠堂里，陈设简陋，光线昏暗。小同学七八人，有男有女，都在七八岁上下，多是村里富农或小康之家的孩子。飞龙一入学，便如鹤立鸡群，显得格格不入。她的天资与这些孩子相比，真可谓是云泥之别。

张先生教《三字经》，别的孩子还在磕磕巴巴地认字，飞龙早已能全文背诵，并解释其中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的微言大义；先生教对对子，先生出“风吹杨柳千门绿”，别的孩子还在抓耳挠腮，飞龙已应声而对“雨润杏花万户红”，对仗工整，意境高远，引得先生抚掌大赞。

这种天资上的悬隔，仅仅是差异的开始。更让其他孩子感到不适的，是她的人品性情。当别的孩子为了一块糖、一支新笔争得面红耳赤时，飞龙总是静静地坐在一旁，仿佛那些身外之物与她毫无干系。

当有人不小心打翻了她的墨砚，弄脏了她的书本，她也只是微微一笑，自己默默收拾干净，从无半句责备。她身上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沉静与宽厚，这份从容，在那些活泼好动、心性未定的孩子眼中，便成了一种无形的隔阂，处处显分高下。

因此，样样事情都比不上她的孩子们，心中不免滋生出浓烈的嫉妒。这份嫉妒，在先生毫不掩饰的称赞中，更是被浇上了油，燃成了熊熊的忌恨之火。

先生常常在课上指着飞龙对众人说：“你们都要学学胡飞龙！品学俱优，远非尔等可及！这等天赋，若不勤勉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！”这些话，听在飞龙耳中是激励，听在其他孩子耳中，却是最刺耳的羞辱。

于是，他们开始常常联络起来，用各种幼稚而刻薄的方式欺侮飞龙。趁她不注意，偷偷将她的砚台藏起来；在她背后贴上写着“怪物”的纸条；分组做功课时，故意将她排挤在外，让她孤零零一人。

飞龙对此并非不知，她只是牢牢坚守着母亲的训诫：只以学业为重，此外各事，无不忍让。她知道，与这些人争辩，无异于对牛弹琴，只会徒增烦恼。

她的忍让，并非懦弱，而是一种智慧。当她的砚台被藏起，她便用清水在石桌上练习书法，笔力依旧遒劲；当背后有纸条，她仿佛毫无察觉，依旧专心听讲；

被排挤时，她便独自一人将功课做得更工整、更出色，让先生在全班同学面前点名表扬。她从不告状，也从不还手，只是用自己无可挑剔的品行和愈发精进的学问，无声地回应着一切。

就这样，数年之间，飞龙就像一块被投入泥潭的璞玉，虽被污泥包围，却依旧光华内敛，温润通透。那些孩子的欺侮，终究没能伤到她分毫，反而像打在棉花上，无声无息地被化解了。

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，飞龙以她超乎常人的心性，与这小小的私塾世界，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，相安无事。

一天，也是合当有事。时近傍晚，夕阳的余晖透过祠堂的窗棂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飞龙早已将先生布置的功课完成得尽善尽美，正静坐书案前，手捧一卷《诗经》，凝神细读，等候先生放课。